“在场”的解构（三）

    关于自发性，法奇认为先锋剧场对于自发表演和当下经验的执着起德里达所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在戏剧中的体现。她指出，自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戏剧一直试图维护吃剧是由自发言语生成”的神话，这种假想是建立在戏剧言语对文本的遮蔽和抹杀基础上的。美国戏剧理论家斯蒂芬·包托斯(Stephen Bottoms)也认为，纯粹的自发性是一种“幻想”。“自发性写作”说到底是一个不断追逐正在消逝的意识的过程(Bottos 9)。赫伯特·布劳(Herbert Blau)在“演出的通识概念”一文中指出在实际排演和演出的过程中，即时性和自发性无法真正和完满地实现。因为“我们称为戏剧的每一个关注的框架(framework of attention)都是虚构的，没有纯粹或真正的‘在场’”。任何一次排演和演出都是一种“再现”，一次“再生产”和“复制”(Blau 148)。

    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在《在场与反抗：当代美国戏剧演出中的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政治》中，引用鲍德里亚“拟像”的观念以及对“电视文化”和“信息时代”的批评宣布了后现代戏剧中“在场”的消亡。他还以庞特布兰德(Chantal Pontbriand)和费罗(Josette Feral)的观点来佐证后现代戏剧对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文化的借鉴以及录影带等技术对于演出的保存和拷贝对于戏剧的侵蚀及对“在场”的完全破坏。他认为，录制的戏剧以及所谓的“戏剧电影”已经剥夺了现场演出的特权，并预先决定了现场演出的意义。奥斯兰德以80年代的伍斯特团以及美国当代表演艺术家劳瑞·安德森(Laune Anderson)和斯泼尔丁·格雷(Spalding Gray)等人的戏剧实践为例，证明后现代的剧作家往往改弦更张，不再以展示质朴和物质的身体、演员的个人魅力以及舞台的仪式气氛为主要策略，不再将戏剧作为某种社会行为的替代物，不再坚持某种“解放”的宏大叙事。在情节上趋向使用碎片、拼贴、重复和戏仿等手段，在形式上致力于打破艺术类别的界限，将戏剧、绘画、音乐，尤其是最新的多媒体结合起来，来阻断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相互投射，凸显戏剧的互文性、商品性和意义的缺席。他断言，对于戏剧性“在场”的解构是迈向“后现代政治戏剧”的第一步(Auslander 51, 54-55, 57, 67,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