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梁祝热及越剧的流行前言（二）

    要讨论50年代的梁祝热，不能不讨论越剧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在这个时期的崛起和流行。越剧事实上是梁祝故事在50年代最主要及最有代表性的传播载体。作为一种从南方来的地方剧种，越剧的柔美及抒情的特点与这个哀伤浪漫的故事最为吻合，而梁祝故事的普及也大多大地推动了越剧在此时期的扩张。女子越剧①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年轻的地方戏曲类型。它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开始快速发展并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仅次于京剧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剧种。它不仅北上到北竟京，同时还南下到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并且被介绍到海外而蜚声国际，形成非常值得深思的50年代的文化政治地形图。在建国初，关于梁祝故事的地方建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越剧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一个是川剧版本的《柳荫记》。虽然川剧的泼辣和刚烈与当时宣传婚姻法的政治运动更能产生互动，新政府却在1953年选中越剧版本拍成彩色戏曲片，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本文将特别关注越剧这样一种以演绎婉约动人、哀伤柔媚的才子佳人故事见长的南方剧何以在，建国初得到新政权极力支持并克服方言的障碍，被推广到全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文化因素。在梁祝的改编过程中，戏曲的改造者面对着种种双重的矛盾：其一是新政府需要突出梁祝爱情故事的悲剧来控诉所谓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但是对梁祝之间情爱的强调又很自然地会带出新意识形态所试图避免的颓废的及哀伤的情绪。并且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哀伤也并不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一味排斥的，如日内瓦会议上的新中国政府也会借用梁祝故事的浪漫及哀伤来建立超越意识形态限制的情感认同及向非社会主义国家传达自己“和平”的信息；另外“男扮女装”及“化蝶”等情节是梁祝故事之所以为“民间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两个传奇性的情节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新意识形态所不希望出现的情色想象及迷信与神话之间的纠缠。本文将特别关注这些双重矛盾中情感处理的部分，而且它会促使我们思考建国初革命通俗文艺的情感结构里经常不被注意的一个面向：女性化及柔媚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