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改编与新婚姻法宣传（二）

眼泪的意义：《梁祝》故事改编与新婚姻法宣传

    在这里值得分析的是越剧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对民间传说中梁祝故事的改编。越剧早在男班落地唱书阶段已有“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单折。在这个时候，围绕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的特殊情境而演绎的民间爱乏欲联想在这些片断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当时男班演的都是“路头戏”，即兴创作的成分很大，如“十八相送”这个片断，农村里常见的一些事物如喜鹊、樵夫、牛、鹅、猪、狗及和尚尼姑等都引为比喻，极富乡土性。越剧从农村进入上海后，为适应大城市观众的需要，经常以幕表形式演出连台本戏。当时在沪的男班名生王永春和名旦白玉梅，根据宝卷本《梁山伯祝英台》和唱本《梁山伯祝英台夫妇功书还魂团圆记》，形成了上中下三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19年3月15日第一次在上海第一戏院上演。当时内容是说天上金童玉女因动了凡心，在蟠桃会上打破了琉璃杯，受王母责罚转世人间。玉女投胎成为祝英台，而金童投胎转为梁山伯。后面的情节如祝英台乔装打扮到外求学及与梁山伯草桥亭结拜为兄弟，与梁在书院一起读书互相情投意合都与现在相同。而有意思的是，戏中把山伯与英台同床三载不识英台是女扮男装的原因归于山伯在梦中被太白金星用“醐心酒”迷住心窍，又被摄去真魂。另外，在英台祷墓碰碑而入墓时马文才也随人。之后还有一段马文才向阎王爷告状的后续发展：说山伯、英台、文才人墓后，游地府告状，经十殿阎王一殿一殿审下来，方知真相，夫妻不能团圆是命中注定。而后，山伯与英台回归于天庭。此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从此梁祝成为越剧常演剧目。到了三、四十年代，越剧由“男班”发展到“女班”后，并且观众也主要是女性，女子越剧的早期名旦如施银花等从女性观众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剧本首先进行了改编。在这个基础上袁雪芬和马樟花对剧本的进一步提高和改造尤其值得一提。她们删掉了《游十殿》的情节和一些有关情色的暧昧部分，并将之改名为《梁祝哀史》。整个故事朝“纯粹”的情爱故事发展，马文才的戏份几乎消失，情节重心集中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身上，而且更突出“悲伤缠绵”的情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山伯这个角色的改变。从40年代起，越剧中的梁山伯主要由女演员范瑞娟来扮演。她很清楚地把梁山伯这个角色定义为“书生”。而在早期的传说和戏曲当中，梁山伯通常是被描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呆秀才，有的剧种甚至由丑角来扮演，把造成梁祝悲剧的原因归于山伯猜不透“一七、二八、三六、四九”这个哑谜，以至于耽误了日期，祝公远才把英台许给了马家。如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越剧版本中，山伯在梦中被太白金星用“醐心酒”迷住心窍，又被摄去真魂，所以演出时，“饰演梁山伯的演员从《草桥结拜》后，精神面貌要‘瘟’一些，把书生巾戴得压住额角，两手下垂，举止迟钝，神态表现得淡漠些，还只能在英台身后跟着走……”然而，在后来的改编过程中，梁山伯越来越被塑造成一个痴情的、善良的极富悲剧性的才子形象。如在越剧版本的第二场“草桥结拜”中，祝英台之所以和梁山伯结为金兰是他在祝发表女子该读书时所显露出的非同一般男子的同情和主见；“十八相送”里，梁山伯虽经祝英台多次暗示仍不能领其意时，原因则被诠释为性格上的憨厚，被称为“呆头鹅”，是一种可爱的书生气；而在“楼台会”中，当他得知因祝父把她许配给马文才而两人不能成婚时，又极度伤心，以至于积悲愤成疾。范为了更好表达出梁临死前的悲痛情绪，在40年代为《山伯临终》一场还特别创造了“弦下调”唱腔，曲调悲伤哀怨、缠绵动人，在当时的观众中曾风靡一时。如姜进在分析上海女子越剧的发展时所提到的，越剧对“儿女私情”主题的凸现是与40年代流行上海的好莱坞电影及观众大部分是女性相关。但耐人寻味的是50年代宣传新婚姻法的政治运动也使得剧中爱情的主题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其中的逻辑似乎也不难理解，只有梁祝两人之间的爱情更深层缠绵，而之后被无情破坏的悲剧性才会更有分量，也因此更能突显消除旧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把越剧的舞台演出搬上电影银幕时显得更为鲜明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