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变迁下的台湾新电影

    从新电影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开始，新导演的视野便集中在台湾的历史上。《光阴的故事》的四个故事分别以60年代乡村到80年代的台北为背景。《儿子的大玩偶》则揭示了美国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在《无言的山丘》，《戏梦人生》，《悲情城市》，《童年往事》，《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几部影片中，将台湾由日本统治到光复，过渡为美国文化殖民地，白色恐怖的政治威胁等历史背景有深刻的描绘。
　　
    此外，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导演最常用的是乡土题材。由于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拍摄由黄春明三个短篇小说改编的《儿子的大玩偶》卖座的缘故，一时间掀起了一股以乡土文学改编为电影的热潮，黄春明的作品一时也成为了抢手货，被改编为电影的有《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叶金胜导演），《我爱玛莉》。其他根据乡土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有《油麻菜籽》，《小毕的故事》，《结婚》，《杀夫》等，而白先勇的小说也被大量地改编并搬上荧幕。

    台湾的新电影在1982-1986年的五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贡献出了52部电影，随后他们的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写作。

    这个期间，侯孝贤对于台湾自己的“根性”和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追问，在乡土这个起点开始发力，他的作品是“台湾意识”强烈外现的重要历史标尺。

    而杨德昌一直关注的是一个极为“知性”的问题，也是1950-1960年代欧洲电影大师在欧洲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现代都里的人的处境。杨德昌也被视为台湾新电影里都市现代人的代言人，他冷峻克制地剖析着每一时代人们经历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