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四）,章节2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进行许多革故鼎新的同时，却在文化心理的深层上继承了传统的“忧国忧民”和“文以载道”的思想。又因话剧比其他文学体裁更能接近群众，其关怀社会现实的启蒙意味，也就更加浓厚，这与话剧这个西方剧种传人中国时，中国文化人所理解的话剧的启蒙性与政治性也相契合。早期香港话剧从观念到剧作都从大陆输入，采用“载道”和“启蒙”的主题，可谓一脉相承；到了抗战话剧中华一体化时期，香港话剧接受大陆的影响达到高潮，在整个30-40年代，建立起了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标志着话剧在香港的发展成熟。而这个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在战后的香港继续走向了深化。战后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新文化运动时期香港缺席了的启蒙运动仿佛可以更广泛而深入地层开。此时香港话剧不仅延续战前话剧的优良传统，关注社会底层生活和严肃的社会批判意识，还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担当起重要的社会文化使命。但这个时期的政治局面跟五四运动前后不同，“五四”时期主要是文化启蒙，重点在个性觉醒和解放，追求科学、民主和自由；但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年抗战后，国共又内战；过去三十年，参与话剧的多是爱国青年和左翼人士，他们因救国而掀起运动，“话剧活动与时代风云之间产生很具体的意识形态编码”。此外，国共内战期间，许多左翼人士为逃避国民党拘捕而南来香港，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识地以文艺来争取海外同情者，因此左派的文化活动是战后香港话剧继续活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