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运影响下的香港话剧（三）

    “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是革命的基地，新剧先驱同时也是革命先驱，如陈少白等同盟会成员，在香港组织早期最有影响的“振天声白话剧社”、“清平乐白话剧社”等，以新剧形式宣传革命。现代形式的戏剧在香港是因应革命而产生的，因此也随着辛亥革命结束后而陷入低潮。新文化运动时期香港现代戏剧的文化表述缺席，因为香港在那时尚未有与中国内地相若规模的文化觉醒，未达到现代戏剧发展的关键动力，香港的文明戏很快走向了商业化，并有向粤剧形制回归的趋势，以适应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中国大陆，同时期文明戏虽然也出现商业化现象，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上海开始盛行“爱美剧”，20年代中国剧界更摒弃早期新剧形式，探索新兴的西式话剧。1928年洪深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文明戏”，中国话剧从此定名，并逐渐成熟起来。香港剧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其人才培养和实质性变，都有赖于大陆，特别是广州的直接影响。具体而言，田汉、欧阳予倩两位重要人物对香港剧运起了推动作用。田汉在上海创办的南国戏剧社，对中国剧坛影响很大。该团不仅在国内而且到香港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为话剧界带来了新面貌。欧阳予是东京春柳社成员，回到上海后成为新剧的推者，他更把新剧运动带到广州和香港，作为中国剧的先驱人物，他也是香港话剧最重要的奠基。1928年欧阳予倩到广州创立“广东戏剧研究”（附设戏剧学校），通过系统理论教育和实践训，使学生对来自西方的话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省港两地培养了许多戏剧骨干人才。其主事人教师如欧阳予倩、唐槐秋、胡春冰、赵如琳、马彦、易剑泉等都在30年代末到香港推动剧运的发展。戏剧系的李化、李丽莲、区爱、彭国华、李月清、章正凡、陈武雄、卢墩、李晨风、吴回等人后来在香从事专业或业余的戏剧活动。正如《从戏台到讲》一书所指出的：“早期香港的话剧人材多是由广州传人的，特别是一九二九年欧阳予倩等办的广东戏剧学校，培植了一批师生，其后都来到香港发展，成为香港剧运的先锋人物。”与此同时，20-30年代香港中西方文化艺术杂糅、交汇的大环境继续滋育着话剧这种新生事物的成长。1930年7月18、19日，《南强日报》刊载平陵的《戏剧杂谈》，认真地介绍了西方戏剧的传统、门类及其社会功能等。1931年1月21日，该报开始连载知名戏剧工作者陈大悲的《表演艺术的建设》，着重对戏剧做了详细讨论，这是香港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戏剧理论的开始。而在演出实践上，1934年10月欧阳予倩翻译、改编和导演，以昔日广东戏剧研究所学生为班底，结合香港本地的活跃分子，以现代剧团名义演出的《油漆未干》，为香港专业话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南华日报》任颖辉评论《油漆未干》首演时说：“在香港公演话剧不是容易的事件……一提起话剧，一般人以为还是就是从前盛行的文明戏，以为现在研究话剧的就是那些闹闹的文明戏子。而不知今日的话剧思想是前进的，批评人生的，表演是深沉而有生命的，固定的，创作的，而是普遍性的艺术。”欧阳予倩回上海后，他的门生李晨风、骆克、李援华等继续参与与香港的话剧活动。1934年7月，《南强日报》曾先预告后报道时代剧团在娱乐戏院公演苏联名剧《体方用圆》，香港文教界前往观者甚众。这时期香港学界还出现了华人演出英语剧，如1930年10月18日，香港大学文学院学生会打破惯例，首次华籍男女演员同台演出莫里哀的《打出来的医生》和基斯杜化·莫莱的《排练》，获得很大成功。庇利罗士女校于1933年12月在英皇书院上演《西游记》，被称赞为“能细致刻画出中国文化里的传说”。1936年7月，香港大学文学院学生会又有一盛大演出，剧目是《王宝钏》，社会名流、政府高官、学者等莅临观赏，诚如一交际会。整个30年代香港话剧出现了新潮流：理论界开始系统介绍西方戏剧源流，学界演出英语话剧，而尤其是由欧阳予倩带去的成熟话剧，为香港话剧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香港话剧在1930年代深受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其批判现实的态度，中国化的政治观念与艺术风格，为香港话剧奠定了现代剧运的传统。而真正使话剧成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与深远艺术感染力的，是抗日救亡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香港抗战话剧风起云涌，新创剧作不断涌现，演出日渐繁盛，迎来了香港话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