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青年的戏剧论争（一）

（一）“门外汉”的义正词严
    五四新青年们——博斯年、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几乎都参与了戏剧的论争，但奇怪的是，这些倾情批判者们往往又都以旧戏的“门外汉”自居。刘半农说：“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可免之应酬外，未尝一入皮黄戏馆。”傅斯年说：“第一，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第二，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音乐和歌曲，都是门外汉。”钱玄同说：“我于旧戏和傅斯年君一样，是‘门外汉’。”周作人说：“我于中国旧戏也全是门外汉，所以技工上的好坏，无话可说。”胡适虽然没有自标为“门外汉”，而是以专家姿态纵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但就其论说中被张厚载指出的关于中国戏曲的“常识性错误”来看，其实也是“门外汉”水平。但五四新青年关于“门外汉”的声明并非自谦、自贬，相反，却是自夸与自傲，是自觉摆明了身为清白纯洁的“新青年”与污浊“旧物”的势不两立。但一群“门外汉”何以会如此理直气壮地批判旧戏并获得了时代的认可呢？换一个说法，一群外行却敢于煌煌而论且义正词严，他们偏执的正义性从何而来呢？

    五四戏剧论争的偏执首先表现在情绪的激愤上。五四新青年直指中国旧戏为“野蛮”，用钱玄同的概括就是“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感情”，总之一句话，“中国的旧戏毫无价值”。五四新青年对于旧戏力图“一棍子打死”的偏执情绪，甚至有着比对鸳蝴派、黑幕旧小说更强烈的憎厌。这种发泄在旧戏头上的“邪火”，从根本上看依旧是陈独秀式的“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的历史性郁积。钱玄同说：“要建设共和政府，自然该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设平民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文学，那么，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的戏，决不是那‘脸谱’的戏。”他们认定中国历史的黑暗、现实的污秽，“旧戏”要负不可逃脱的责任：“中国政治自从秦政到了现在，直可缩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独夫，宦官，宫妾，权臣，奸雄，谋土，佞幸，事迹是篡位，争国，割据，吞并，阴谋，宴乐，流离：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豪贵鱼肉乡里，盗贼骚扰民间；崇拜的是金钱，势力，官爵，信仰的是妖精，道士，灾祥，这就是中国的社会。这两件不堪的东西写照，就是中国的戏剧。”不是把中国旧戏看做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而是把中国历史社会当成旧戏的产物，顺承这一思路，全数扫除旧戏便成了肃清历史社会黑暗与罪恶的不二法门。即便是鲁迅，对于这个“不长进的民族”，也认为全部消灭既不可能，即可“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五四新青年对旧戏与社会“一家眷属”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尽情推翻，全数扫除”的解决方式。这从一个具体角度印证了林毓生之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