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良时代 梁启超时代的陈独秀（一）

    戏剧变革的论争虽然在五四时期最为激烈，但戏剧变革的动议和实践却并非始自五四而是清末民初，陈独秀在两个历史时期对于戏剧变革近乎相反的主张，正鲜活地表征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近代以来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促成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变革是一个时代性症候和集体性表述，以“新民说”与“三界革命”为核心的启蒙谱系和由此开创的历史新阶段，正可用“梁启超时代”来命名，在这一时期，“启蒙”所包含的“革命”意涵基本形成。但梁启超的“革命”有属于他自己的内涵和属性，他努力要使“革命”突破狭义的暴力性质，由“以仁（暴）易暴”的传统命意转变为普适性的变革话语，以便改变国人的“革命观”，使整个社会心理由恐惧革命转而欢迎革命。梁启超首先把“革命”与英国国会改革、法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等世界性的现代政治事件对接，使之脱离固化的本土语境，同时为了扫除社会中“朝贵之忌革、流俗之骇革、仁人君子之忧革”的心理定势，梁启超尽量避免直接使用“革命”一词，以防止承载着现代价值的“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同一词汇相遇合再度产生意义还原，这样，“革命”一词的初始意义实际已经在括号中被悬置；另一方面则用英文或者“革”字代替，进一步卸载“革命”在传统理解中给国民造成的心理负荷。他把“革”谨慎地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固有的基础上改进，使原本善的更为发达，英语中称为Reform，梁启超称为“改革”；另一种是把本质不善的从根底处彻底掀翻，别造一新世界，英语是Revolution，梁启超称为“变革”。关键是“革”的历史效果是否真正改变了群治的情状，使之幡然有异于昔日。这种“国民变革”是和“王朝革命”渺不相属的，这样就导引出了革命的现代性内涵并化解了传统革命话语中“王朝易姓”的单一性含义。随后梁启超又以国人深切服膺的进化论进一步论证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叵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宇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至此，以进化论的“公理”作为依托的“革命”观念很快成为风动社会的普遍性情绪，尤其成为梁启超所倡导的以“改革群治”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和文学革命的社会心理支撑梁启超煞费苦心的“革命”演说，用现代汉语最明了简捷的概括便是“革命”与“改良”的差异。当然，梁启超更倾向于后者，尤其落实到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领域，“革命”的“改良”性质就愈加明确。就“三界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小说”而言，革命后的小说并没有按预期发展，而是很快脱离了“政治小说”的轨道，转而在通俗消闲娱乐的路子上红火起来，让梁启超徒叹奈何：“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淫诲盗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令近代启蒙者最具成功自豪感的“诗界革命”曾被概括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但革命后的“新诗”却成了“所谓新诗者，颇喜持扯新名词以表白异”。由此可见，“新”与“旧”在革命者这里既没有价值高下的判别，更没有“破”与“立”的彼此抉择，“新”与“旧”是以兼容互生的关系进入到了革命者的思维和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