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92：电影之子塞尔日·达内（10）

这场对“优质电影”的讨伐，集中体现在达内对法国导演克洛德•贝里（Claude Berri）的《天王星》（Urabus, 1990）电影评论范文及影片分析中。这部描写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地下抵抗运动的影片变成了达内的靶子。这不仅因为影片含有达内认为挑战电影本性的特征，更出于某种忧虑，即电影出于虚构的需要而把被占领时期的法国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理解和观看的社会。在“贝里事件”中，“达内认为《天王星》对于法国民主是危险的，而影片可能成为极右翼分析所钟爱的形式” 。这篇文章是在特吕弗发表《法国电影某种趋势》（Une Certaine Tendance du Cin　ma Fran.ais）公开批评法国优质电影的三十六年后，尽管达内毫不掩饰对影片美学的不满，但文章还达不到诽谤和污蔑的程度，但克洛德•贝里通过法庭程序向《解放报》发出传票，要求达内必须在《解放报》上为自己的文章公开道歉，这是法国电影批评史上第一次导演通过法庭程序对电影批评进行强制性干预。“贝里事件”无疑为已在病中的塞尔日•达内雪上加霜。
    

在1980年代，右翼势力的上升和院线观众数量的下降，促使达内在批评中采取了捍卫的姿态，捍卫电影的权力和价值，直到1987年。到1980年代末，达内在他的批评话语中，隐约其辞地出现了一种认为电影只能服务于反抗的观点。从此，达内的批评活动成为电影评论中的少数派姿态，在公众的视野中逐渐变得边缘，但这种姿态让他越来越意识到电影已不再是衡量历史和社会的标尺，也不再能强烈地扮演促进法国社会进步的角色，但他并不怨恨，而是转变了批评方向。
    

1987年，达内把他在《解放报》影片分析及电影评论范文专栏转为社会评论，从某种角度上说，达内认可了在经济和社会影响上的电视针对电影的胜利。他这个时期的文章后收于文集《调频的代价》（Salaire du Zappeur）中，这些文章显示出达内对电视世界的好奇，并隐约地相信电视可能成为电影的继承者。随着电视产业的发展，电影从文化前沿中退场的失落感还是出现了，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内越发确定了我们正进入一个“后电影时代”（l’　re de l’apr　s-cin　ma），即电影的时代已经终结。
    

如果我们为这个时期达内的写作进行总结，会发现他的一系列文化评论、社会评论，不再具有早年批评中犀利的价值判断，他甚至回避对批评对象作价值判断，这个时期他所评论的东西，都是他过去鄙视的现象：广告、网球、音乐会现场等等。隐藏在达内这段“电影空窗期”背后的真正情感是苦涩和无奈，他尝试寻找面对这个新的视听世界的态度，那个曾经被电影牢牢占据的世界重新建立了秩序，但这个新的秩序却在“现实和影像世界之间拉上沉重的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