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与艺术实践之间的落差（一）

    在五四阐释史中，“官方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需求，共同打造了五四的“胜利光环”。但实际上并不尽如人意，就本文所论的“丈“戏剧革命”而言，就很难得出“新旧／胜负”这样单纯而愉快的历史性结论。五四的戏剧论争为“话剧”的堂皇登陆清扫出了历史空间，但“话剧”连带着它所承载的启蒙思想，最初所遭遇的正是碰壁和失败。

    正典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把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终身大事》确茸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一部”，这从深层关联着启蒙思想和文学革命的重大命意，但另一方面也抹掉了其背面的阴影。胡适在该剧的“序”和“跋”中颇为失望地道出了剧本由“场下”退居“案头”的过程，这本来是为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在宴会上量身定做一出短剧，却“因为找不到女角色不能排演此戏”，后来有一个女学堂要排演此戏，胡适才译成中文，但“后来因为这出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生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茅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乎写实主义的戏本，本来没有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了”。从这带有无奈的自嘲中，可见这一出“写实剧”与中国思想现状的隔膜，连得风气之先的美国同学会、女学堂的学生也如此，更不要说整个社会了。郭沫若的《卓文君》剧本出来后，浙江绍兴的女子师范学校排演过这个戏剧，结果惹起了很大的风波，被当局认为有伤风化，要开除校长，校长虽未开除，却闹到省里去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禁演此剧。胡适《终身大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无人敢演”和郭沫若《卓文君》在新文化运动过后“遭禁演”，是两个典型个案，前者以得风气之之先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代表的“五四新青年”之于思想和道德革命的畏缩不前，后者代表了“启蒙后”以官方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新思想的压制，二者固然表明了思想启蒙的艰巨性与必然性，但也表明了思想启蒙与现实之间的时差与异质。“西洋话剧”作为连接卿识分子启蒙新思想与民殮众社会的关键场所，其对话的成败正捡验无启蒙思想由理理念落实为实践的试金石。

    随之而来的“话剧演出”遭遇的滑铁卢，进一步印证了话剧作为与中国民众审美趣味隔膜的外来艺术形态的失败。“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结果是大大失败。当时亲自把它搬上舞台的汪仲贤对此有深刻和痛苦的记忆忆：“这—是礼拜六，是上海戏院卖钱最多底日子。这两年内，新舞台没有一个礼拜不是演《济公活佛》，最多的日子要售一千四百元，最少的日子也要卖到五百元。此番的新剧是连演礼拜六礼拜两夜。生第一一夜卖整三百元，第二夜卖三百十三元，要比平常最少的日子少四成座。平常无论什么戏底特别广告，只登《申报》和《新闻报》两种日刊，此番登的特别广告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新申报》《民国日报》等五种，并且预先登了好几天。新舞台向来没有花过这么多的广告费。演到第二幕，华奶奶坐下来在薇薇面前追述从前历史底时节，便有三五位很时髦的女客立起来走了。以下陆续走去的很多，等到闭幕的时候，约剩了四分之三底看客。有几位坐在二三等座里的看客，是一路骂着一路出去的。”固然，这可归结为一心迷恋“济公活佛”的民众欣赏趣味乃至思想水准的问题，但是这只是苍白的借口，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一个民族性的艺术审美趣味并不能如此简化，它背后所承载的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伦理道德内涵的深层精神结构。余上沅后来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壁聂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的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最终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