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与艺术实践之间的落差（三）

    自近代到五四的启蒙视域下启蒙者对旧戏由改良”到“革命”，走了一条从缱绻到决绝的激进批判之路，其偏执性和合理性相克相生。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青年派的“激进”更大程度上是停留在表述层面。五四是一个染缸但并不是一个污水缸。所有穿越五四启蒙场域的文化事件都可从中理出纠缠着义愤与激情的时代特征，但并非所有的消亡与破坏都必然归结为五四的激进，既无意识形态支撑又不掌握政治权力话语的五四新青年还只是毛一群书生在那里激扬文字，其历史功勋在于言论，其历史悲情也只有言论，其启蒙境遇最终是满腔激情遭遇了冰冷现实。五四戏剧论争虽为舶来的话剧登场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和道义支撑，并使之进入新文学史的正典格局，但并没有改变“话剧”不景气甚至遭民众拒斥的现实，而对旧戏的倾力批判也没有动摇民众的由衷爱好和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的繁荣局面。

   有人说，五四深刻和巨大的影响是在“现代性思路”上的偏执，即“对现代化与西化关系的简单理解”以及由“艺术的工具化”造成的对艺术自律的僭越。但也应看到，这些源自五四新青年的激学之思真正发挥了实质性、破坏性作用的，正是在脱离了自由论争的五四语境被权力话语征用之后。被权力话语挟持的“官方五四”与“知识分子五四”实际上已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变异甚至背离，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把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日渐衰微的历史命运归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对旧戏的激进批判并不是“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戏曲的命运应另找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