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天桥的坤书馆（二）

    早期的坤书馆之所以被称为“棒子馆儿”，是因为清末唱落子的鼓书女艺人多来自东北和华北地区，而华北之山东、河北移民关外者，被东北人称为“棒子”，以其闯关东带着包袱也提着一根棒子（一为挑运行李，一为防卫自身）有关。此外，“落子馆”、“坤书馆”内鼓书女艺人所使用的带有东北、华北地方特色的鼓曲板腔种类亦可反证这一史实。

    至民国初年，以往天桥的“落子棚”已经明确地称之为“落子馆”，但仍留有以往“席棚”的遗风，演唱活动仍然在“席棚”中进行，不过，这时的鼓姬艺人则十分引人注目了。

    民国3年(1914)，湖南龙阳（今汉寿）人易顺鼎曾多次来天桥游玩，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天桥曲》。其序云：天桥数十弓地，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落子馆又三，女落子馆又三。戏资三大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窭人（贫寒人）居多也。尸落子馆稍洁，游人亦少，有冯凤喜者，楚楚动人。

    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又字仲硕，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晚号哭庵，易佩绅之子。曾与袁克文、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秋岳等并称为“寒庐七子”。光绪元年(1875)举人，曾任两湖书院经史讲席，官广西右江道、广东钦廉道等。民国初，易顺鼎闲居京师，以袁克文引荐，被委任政事堂参事、国务院印铸局帮办。1915年9月，他与湖南绅士上书参事院，拥护帝制，次年，升印铸局代局长、局长。帝制失败后，易顺鼎仍居京师，出入于舞榭歌台。1920年郁郁而终。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吴船诗录》等著述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