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戏剧分析曹禺的《原野》（三）

    《原野》中的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是从来确认的，现在又加上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该剧就有四种成分了。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剧作呢？笔者认为，浪漫主义成分是主导性的，《原野》可以说是一部艺术因素特别复杂的浪漫主义剧作。

    《原野》不是现实主义剧作。说到底，该剧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只是两点：1、农民复仇的事在现实中是有的；2、应用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外部形式和语言（其实写实性也非现实主义戏剧所独有）。除了这两点，其他都和现实主义沾不上。《原野》的各主要方面，如气氛的神秘，人物的怪异，复仇的冲突不向揭示阶级、社会方面发展却大写基于性心理的冲突，以及情节细节的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如果要把此剧当作提出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社会剧来看都是奇怪而无法解释的。《原野》也不是表现主义剧作，而只是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用此手法以及该手法表现的幻觉在全剧中都是局部的。《原野》也不是自然主义剧作。尽管这种成分和倾向很重，但性关系的描写和细致、真切地描绘事件的过程都不是全剧的目标。一部自然主义剧作需要以真实反映某个社会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为目标，而《原野》的目标是在神秘的氛围里写仇虎那样奇异的人物从事复仇的行动，这种目标不是自然主义的。

    《原野》是浪漫主义的。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以此可以解释该剧中原来使我们疑惑的种种现象，更不仅是凭着本文前面找出了气氛神秘、人物配置怪异两个特征，主要是因为《原野》的内核、灵魂是浪漫主义的。这就是过去在运用现实主义标准评论该剧时每一个评论家都看到和指出了的东西：《原野》欲表现原始的力。

    这就是《原野》的主旨。在曹禺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冒出一部表现原始的力的作品，是否奇怪呢？不奇怪，因为这是曹禺一贯的追求。

    曹禺自述“写《雷雨》是一种迫切的情感的需要。”这是一种“郁热”。郁热虽是由现实社会的压抑造成的，郁热本身却不是清醒的社会反抗意识，而是非理性的原始的生命力的爆发。所以曹禺写这郁热是人们“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轰轰地烧一场”。剧名“雷雨”便是对这种原始的力的爆发的象征。剧中的繁漪，作者称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把她描写为“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雷雨》很明显是崇尚原始的力的。在《日出》中，曹禺以幕后歌唱的打夯的小工们代表希望。评论多指出对工人的表现太弱了，太抽象了，在作者所写的文明社会中也不占什么位置，与作者认为“太阳是属于他们的”这样的意图不相称。其实在曹禺眼里，小工的地位是极高的。第四幕方达生提议陈白露结婚透露了这一信息。方要陈“嫁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一定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像这两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样”。陈白露听得让她“嫁给打夯的小工”不由大吃一惊。但按曹禺的意思，小工们并不是作为社会中卑贱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与该整个儿诅咒的文明社会相对立的原始、有力、快活的人而存在的，他们拥有太阳，代表希望。在《日出》中，他们被称作“真正的男人”，而在《原野》第三幕，曹禺用了“真人”这个字眼。陈白露如果嫁人，当然该嫁这种人。到了日后创作的《北京人》中，曹禺更用北京猿人来映衬出文明社会的人的“渺小而萎缩”，来表达他的人的理想：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

    从曹禺这种一贯追求来看，他写出一部以讴歌原始的力为主旨的作品正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在写了《雷雨》、《日出》后曹禺总是“纳闷”，何以“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在《雷雨》里，“那叫做‘雷雨’的好汉没有出场”，在《日出》中，代表日出的人物又藏在了幕后的话，那么《原野》正是要消除这个遗憾，在这里，“主要的人物”出场了，这就是原始的力充盈而洋溢的仇虎和花金子。《雷雨》和《日出》都是现实主义戏剧，作者展现给我们文明的社会和现实的人物，作为曹禺理想的原始的人是没有现实社会的位置的，所以只能藏在幕后，只能“真人”不露相。而《原野》营造了一个浪漫的氛围，“真人”便可以露相了。可以这样说，《原野》之写复仇，并不是要提出和探讨阶级斗争问题，而是需要一场复仇的斗争来写出敢恨的人物，《原野》之写农村，也不是把反映现实的领域从城市扩大到了农村，而是需要农村的原野来作“真人”活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