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戏剧分析曹禺的《原野》（三）,章节2

    《原野》表现原始的力，首先是通过主人公。仇虎与花金子的性格不是现实生活造就的，而是按照理想塑造的，他们是“原野人”、“真人”。在序幕和第一、二幕中，他们是处在人类社会里，因而言行都有些怪异，到了第三幕黑林子里，作者才让他们显得和谐自然。

    《原野》表现原始的力还通过次要人物和全剧情节。《原野》写复仇事件，主人公杀人后出现幻觉，这显然受到莎剧《哈姆莱特》和《麦克白》的影响，但曹禺将这些情节按塑造“真人”的意图重新构思了。田本相指出，《原野》的人物和冲突都是人为编织的，这完全正确。但既然是浪漫主义戏剧，就可以接受而不必在现实性上多所追究了。报仇的目标焦阎王为什么偏偏死了？因为他不死就不可能去杀焦大星。焦母为什么性格歹毒，而且是个瞎子？因为复仇斗争需要一个恶而有力的对立面，让焦母眼瞎，才便于写第一幕捉奸的戏，瞎眼也可为歹毒提供生理依据。焦大星为什么那么清白无辜？因为只有杀这样的人才可能事后发疯。大星为什么是窝囊废？因为这样才有金子的不满足，才映衬出仇虎、金子生命力的强劲。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写出两个敢爱敢恨的“真人”而安排的。甚至两性关系描写放入该剧的合理性也在这里，尽管在剧中这个成分的份量似乎过大了。这样，第一幕可以理解为表现“真人”的敢爱，从结构上也形成复仇的渐进部分，第二幕则表现了“真人”的敢恨。

    第三幕的作用是特别值得探讨的。它虽是写复仇杀人后的逃跑，但作者花大力气写仇虎的幻觉，人物描写深了一层，决不能只看作结局部分。不少评论认为这一幕是揭示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民的毒害，认为这正是《原野》深刻之处，也是全剧的用意所在。但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这是全剧用意所在，情节上就应该像《麦克白》那样，早早把无辜者杀了，用以下的全剧大部分篇幅写主人公的心理折磨，而不应到最后才接触这个问题。如果说第三幕的用意是写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那就应该写仇虎、金子对复仇陷入怀疑、后悔、迷惘。但这一幕中仇虎和金子只是一景一景地奔逃，同时不断重复这样的信念：“我现在杀他焦家一个算什么？杀他两个算什么？就杀了他全家算什么？”“打到阎罗宝殿，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明白！”显然，仇虎对复仇行动如此严酷的正义性并不怀疑。这一幕中，仇虎掉进了“心狱”，这个心狱的出现，那些幻觉的发生，的确是因他有着封建迷信观念，又有善良的本性才造成的。但从他至死不悔看，作者在这一幕中所写的并不是封建迷信的毒害，而是对这种毒害的斗争，是“真人”的挣扎和坚持。《原野》第三幕像《琼斯皇》一样写主人公在黑林子里迷路，但实质是不同的。琼斯不是“真人”，而恰恰是失去“真人”本性的人，是在文明社会中学得一身狡诈，去欺骗和统治别人的人，他的迷路，是一个现实人的精神逐渐崩溃，回归原初无意识的过程。这样，迷路过程就成了精神分析，成了对文明社会怎样毒害人的揭露。而仇虎、花金子却是“真人”，他们的迷路过程是挣扎着坚持本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美好心灵充分展示出来。曹禺在第三幕开始时是这样描写仇虎、金子的出场的： 时而，恐怖抓牢他的心灵，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夜半的森野震战着，……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在这半夜的磨折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这已经把第三幕的意味说明了。幻觉的出现固然披露出仇虎有封建迷信思想，但幻觉在该剧中的意义其实是表现文明社会的观念对仇虎的压迫。作者有意在这一幕中让“真人”回到原野环境，脱去身处现实社会时的狡恶、机诈，让他纯朴的心灵面对自然的神秘、社会的追捕和观念中的幽冥世界，在这全方位的压迫中坚持自己的本性，展现其灵魂，从而完成了对“真人”的塑造。田本相说《原野》“也是哲学的”，大约就表现在这里。

    《原野》是一部成功之作，是一部优秀剧作，这已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众多观众的征服所证明。首先，它的主题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其次，但却是具有主要意义的是，这是一部具有大师气魄的艺术探索之作。这种探索，并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部分地融合表现主义手法，而是富于灵性地将多种艺术因素揉合起来，将一个哲理性的主题写成一部浪漫剧作，又以自然主义手法使之具有真切撼人的力量，更尝试以表现主义手法将该剧推到一个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法达到的深度。这样大胆而复杂的探索，有许多实践上的得失问题和理论上具有启示性的问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