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蝴蝶夫人》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二）

    和以后广为留传的蝴蝶夫人的形象相比，菊子夫人并不是一个十分“正面”的形象，对她的描写明显地反映出白种男人居高临下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偏见直到现在还很常见，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刚刚获得2004年美国电影“金球奖”的美国片《迷失东京》，片中用两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日本，个个都滑稽可笑，个个都让我想起当年洛蒂眼里的菊子夫人。虽然人们并不能否认洛蒂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洛蒂于1885年在长崎驻扎期间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像菊子这样从乡下来到开放港口挣外国男人钱的歌伎当时也确实不少；然而在那时候，就是许多西方人也觉得这个日本小女人不够“典型”，对于他们自明治维新以后接触了日本文化所刚刚产生的浪漫热情有点泼冷水的味道。

    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和它给人的神秘感很有关系。日本是远东最远的国度，开放得比中国还要晚（中国在1840年就和英国打了一场鸦片战争），但其开放却是用的和平的方式，而且一旦开放就很彻底。日本的小巧玲珑的建筑、诗歌（俳句）、戏剧（能剧）、工艺品，甚至包括他们人的体型，都使得西方人眼界大开。对于亲身在日本住过的洛蒂来说，他们的用具都像是“过家家”的东西，他们的人“还算小巧，由于长得古怪，手很细柔，脚也纤巧，可是从总体说来，很丑陋，而且矮小得可笑；神态像古董架上的小摆设，像南美洲的狨猴，像……我也说不上像什么……”然而在欧美的文艺圈里，“日本主义（Japonisme）却成了一时的时尚，法国人马奈的印象派画、爱尔兰人叶芝的仿能诗剧和美国出身的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等等都成了当时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热门话题。而这些和精明的菊子夫人的形象放到一起来看，显然很不协调。

    尽管如此，《菊子夫人》还是于1893年被安德列·麦色杰搬上舞台变成了歌剧，那是因为西方对日本题材的兴趣实在太强烈了，而当时在西方能找到的日本故事又实在太少。这个歌剧和后来《蝴蝶夫人》的成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了。在该剧演出的同时，其他西方艺术家也在积极寻找更适合他们需要的日本形象。这时候又一个了解日本的跨文化作家出现了，他叫拉夫卡蒂欧·赫恩，生长在爱尔兰，19岁移居美国，后来当了记者，40岁上去了日本，以后一直住在那里教书写作，还娶了日本妻子生了孩子，变成了日本公民，写了好些关于日本的英文书和小说，向西方人介绍他所欣赏的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

    短篇小说《哈茹》（1896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日本的旧式传统下教养出来的女子哈茹，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忌妒、悲伤和愤怒，但最后终于因为发现丈夫不忠而悲愤死去。这位日本女性比菊子夫人更像是后来的蝴蝶夫人的原型。在赫恩的另一篇小说《红色婚礼》（1894年）中，他描写了东方的殉情自杀的仪式。“东方的自杀不是源自盲目的狂躁的痛苦，也不仅仅是一种冷静和技术性的自杀，这是一种祭仪。”  同样的仪式后来成了《蝴蝶夫人》中高潮时的关键情节。

    在赫恩早期关于日本的作品中出现的多是比菊子夫人更为可爱的形象，这也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他自己的形象一点也不吸引人，个子很矮，一只眼睛瞎了，而且明显地凹下去，另一只又凸出来。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和自己同种的白种女人，在美国娶的第一个妻子是个黑人，在日本娶了日本人。他在日本感觉比在美国好得多，因此更愿意向他的同胞介绍日本好的一面，特别是日本文化中传统的一面，诸如礼貌、温和、忠义、敬老等等，写日本女性时也强调她们的优雅、迷人、感性等方面，恰恰和菊子夫人相反，而这些特征正是当时迷恋于日本文化的异国情调的欧美人士更喜欢的。

    1898年，第一篇名为《蝴蝶夫人》的文艺作品发表在美国《世纪杂志》上，这是一个短篇小说，讲的也是发生在长崎的一个白种军人和一个日本歌伎之间的婚姻。小说的作者是美国人约翰·路德·郎，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他的姐姐欧文·考瑞尔太太嫁给了一个派驻日本的传教士，对日本十分了解，经常给郎讲日本的故事。虽然小说《蝴蝶夫人》从《菊子夫人》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但它的主人公的性格和故事的结局完全不一样，郎在这里揉进了一个当时在长崎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一个日本歌伎给一个英国商人生了个儿子，英国人把儿子拿走放到长崎，请郎的外甥代为教育。歌伎试图自杀但被救起，后来在东京住到1899年正常去世——这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蝴蝶夫人。